中国历史上的疑案有很多，几乎各个朝代都有，而在宋朝历史上的第一大疑案，就要属大宋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的死亡之谜了。

　　宋太祖赵匡胤不但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、战略家，也是一位富有人格魅力，宽宏大度的政治家。虽然赵匡胤的江山得来有点不够光明正大，但他善待功臣，礼遇旧戚;与民生息，注重民生;倡导文教，尊重读书人，首创偃武修文的文官制度;特别是“不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”，至今仍有现实意义。相对于五代十国“轮番登台唱戏”的混乱局面，宋朝立国十六年后，逐渐抚平战争疮痍，致使社会繁荣，人民安乐。赵匡胤理所当然地受到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拥戴，也为后世史家学者所赞誉推崇。

　　正当宋太祖赵匡胤年富力强、精力充沛、经验丰富，本该大展宏图，北上收复“燕云十六州”之时，谁料天不假年，于开宝九年(公元976年)十月二十日深夜，在万岁殿驾崩。宋太祖赵匡胤的死讯传出后，举国哗然，物议汹汹。虽说死亡乃人生的最终归宿，无论你是九五之尊的帝王，还是沿街要饭的乞丐，大限一至，都要到阎王爷那儿去报到。但却因为宋太祖亡于五十岁英年，死前身体健壮，殒命那日上半夜还好好的，下半夜却一睡不醒，按今人的说法叫猝死。也因此在当时乃至后世，引来了无尽的猜疑与揣度，使宋太祖之死成了无解的千古之谜。

　　关于赵匡胤之死，《宋史·太祖本纪》只有寥寥两句话，可谓惜墨如金：一“帝崩于万岁殿，年五十”;二“受命于杜太后，传位于太宗”。杜太后是太祖赵匡胤之母，太宗赵光义是太祖一母同胞的亲弟弟。皇位传承，“兄终弟及”，在卷帙浩繁的史料里也并非没有先例，然而，这桩早应盖棺定论的死亡事件，却让当时以及后世的学者不依不饶，极力搜寻事件中的蛛丝马迹。惟如此，太祖之死更显得迷雾重重，云谲波诡了。

　　其中，最著名的说法就是“烛光斧影”。这一说法最早出自北宋高僧，钱塘人(今杭州)文莹的一本叫《续湘山野录》的笔记，该笔记专门搜集记录北宋初年直至宋仁宗时的朝野秘闻、轶事。该书资料翔实，下笔严谨，有一定可信度和史料价值，可弥补正史不足之憾。 文中记述，开宝九年(公元976年)，赵匡胤到洛阳祭祖，无意间遇见了还在后周为将时就相识的道士真无。他曾和这位道士很投契，互相赏识，相交很深，这位道行高深的世外高人曾经预言：“金猴虎头四，真龙得真位。”说老赵某年某月某日有作皇帝的命，后来赵匡胤果然在“庚申正月初四”登基当了皇帝，正想好好酬谢一下这位预言奇准的故交，谁知这位道士朋友去如黄鹤，渺无踪影。十六年后，这位“神龙见首不见尾”的真无道士却突然现身，两人再次见面，饮酒叙旧。席间，宋太祖问真无，自己还有几年阳寿?道士闭目拈须缓缓答道，今年十月二十日夜里，如果天气晴好，你就还能活十二年。假若那夜天气不好，或雨或雪，你就要赶紧安排山陵后事了。

　　十月二十日夜，赵匡胤突然感觉心绪不宁，于是来到湖边观看天象。刚开始，夜空晴朗，月明星稀，赵匡胤心中欢喜。谁曾想，天有不测风云，忽然间阴霾四起，阴云四合，转瞬天气由好变坏，雪粒骤降，一种不祥的预感充溢心胸。太祖匆匆返回万岁殿，召来弟弟晋王赵光义，在大殿里对酌压惊。“延入大寝，酌酒对饮。宦官宫妾悉屏之，但遥见烛影下，太宗时或避席，有不可胜之状。饮讫，禁漏三鼓，殿雪已数寸。太祖引柱斧戳雪，顾太宗曰：‘好做，好做。’遂解带就寝，鼻息如雷。是夕太宗留宿禁内，将五鼓，伺庐者寂无所闻，太祖已崩矣。太宗受遗诏，於柩前即位。逮晓登明堂，宣遗诏罢，声恸，引近臣环玉衣以瞻圣体，玉色莹然如出汤沐。”赵光义接受遗诏后，在太祖灵柩前即位，成为宋太宗。这便是“烛影斧声，千古之谜”的由来。

　　这段文字是记录赵匡胤之死最早的原始资料，脉络清晰，情节诡谲，好象是宫内目击者传出的消息，字里行间记的是实景，臆测的成分很少。但也留下许多谜团：按大宋律，任何人不得留宿宫中，贵为亲王的赵光义也不可以留在宫内睡觉，而他居然留在宫内过夜;内侍、宫女不得离开皇上身边一步，那一刻竟然全数离开;烛光下纷乱的身影，惊悚怪异的斧声，赵匡胤含义莫名，似有怒气的“好做!好做!”的呼喊，侍卫、宦官、宫女们竟无一人进去看个究竟;第二天近臣瞻仰遗容，竟如沐浴过的一般，似有湮灭证据的嫌疑等等。这一幕幕有违常理的行为，无疑告诉人们，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。目的只有一个，为了至高无上的皇位。

　　很权威的《宋史纪事本末》也提供了与《续湘山野录》基本相同的内容：“冬十月，帝有疾。壬午夜，大雪。帝召晋王光义，属以后事。左右皆不得闻。但遥见烛影下晋王时或离席，若有逊避之状。既而上引柱斧戳地，大声谓晋王曰：好为之!俄而帝崩。时下漏四鼓矣。”

　　除了上述说法外，关于宋太祖之死，历来有不同说法，撰写《资治通鉴》的司马光就是持相反看法者。他在笔记体的纪事《涑水纪闻》中极力为宋太宗辩解。据《涑水纪闻》记载，宋太祖驾崩，已是四鼓时分，宋皇后派大宦官王继恩召秦王赵德芳入宫，但王继恩却以“太祖传位晋王之志素定”为由，不去召赵德芳，而是径往开封府衙门召晋王赵光义，晋王的亲信医官左押衙程德玄已在门口等候。“乃告以故，叩门与之俱入见王，且召之。王大惊，犹豫不敢行，曰：‘吾当与家人议之。’入久不出。继恩促之曰：‘事久，将为他人有。’遂与王雪下步行至宫门，呼而入。继恩使王且止其直庐，曰：‘王且待于此，继恩当先入言之。’德玄曰：‘便应直前，何待之有?’遂与俱进至寝殿。”下面这一段描述很有戏剧性：“宋后闻继恩至，曰：‘德芳来耶?’继恩曰：‘晋王至矣。’后见王愕然，遽呼‘官家’，曰：‘吾母子之命，皆托于官家。’王泣曰：‘共保富贵，无忧也。’”据此，司马光认为，宋太祖死时，宋太宗当时不在寝殿，不可能“弑兄”。

　　宋皇后的初衷，是令秦王赵德芳入承大统，谁料王继恩私召晋王赵光义，出卖宋皇后。一个失去庇护的皇后，无权无势，纵然既惊且怒，无奈中也只有称呼晋王为“官家”(对皇帝的称呼)了。可见宋皇后之意在秦王，而不在晋王，这是否与太祖的意向相符，尚待考究。然而宋后身为一个青年寡妇，若果真如太宗即位后所称，“兄终弟及”是奉母亲杜太后之命，且有“金匮之盟”的誓书，那么宋皇后何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改立他人?

　　王继恩、程德玄两人的言语，诸如“事久，将为他人有”“便应直前，何待之有?”等，就更加不可思议;晋王既负有太后、太祖顾命，便是当仁不让的嗣君之选，何以意识到他人的存在，唯恐落于他人之后?更为要紧的是，当宋皇后见到晋王时，非但愕然失色，甚至恐惧到要以母子身家性命相求。凡此种种，加上宋太祖的猝死，以及日后宋太宗对其兄长骨肉的猜忌迫害，对嫂嫂的凉薄，自然不能不使得后人怀疑太祖死因及太宗继位的合法性。

　　从以上可以看出，司马光为了掩盖赵光义弑兄篡位的卑劣行径，把夺位的始作俑者强加在一个太监身上，让王继恩为宋太宗顶雷，是有违史家的良心的。然而，这位睿智的学者却巧妙地埋下了让宋皇后“愕然，遽呼‘官家’”这样有违常理的伏笔，为后世预留了想象空间。

　　正史记载的不一定都是事实，野史写的也不一定都是虚构的。司马迁的《史记》被视为信史，秉笔直书的他却为此付出了惨烈的代价。所以，司马光这种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自保之策，而野史就没有这个顾忌了。于是就有了：野史不一定“野”，正史不一定“正”的说法，也为宋朝留下了第一大历史疑案。